劉瓊蓮：中國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與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是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其重要使命是構建人人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實現人的共生共在。在社會治理或社會運行中，共同體成員依靠制度建設、合作治理與政社互動，獲得各種機會和資源，共同體成員行動基于合理制度安排，以合作治理為原則、以政社互動為樞紐，而形成上下延伸、平衡有序靈活的網絡。社會治理共同體是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載體。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特征，是高質量發展的目的，也是激發社會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的重要手段?！拔覀冋f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惫餐辉Ｊ玛P做大做好“蛋糕”與分好共享“蛋糕”，這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其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社會資源與社會生活、施政方針與政策執行，需要在高質量發展中逐步有序推進。促進共同富裕需要正確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秩序與活力、整體性與階段性目標之間的關系：把“富?！薄肮餐焙汀肮健薄捌降取边@兩組關鍵詞區分開來理解?！案辉！睆娬{效率，要把“蛋糕”做大做好，“共同”強調機會、過程和結果的公平，要把“蛋糕”分好共享；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地發揮市場、政府和社會的合力，實現秩序與活力的動態平衡；堅持系統性原則，從國家治理全過程和各領域的整體高度來謀劃推動共同富裕；持續深化改革創新治理，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新格局，穩中求進、久久為功，有效促進共同富裕。這既要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狀況，又要盡可能提高經濟效益，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

加強制度建設、創新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是我國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和推動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要通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在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過程中提高治理能力，實現有為政府、有效市場與有愛社會更好地結合，使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

社會治理共同體是基于行動交換、數據開放、信息共享、價值共創的多方互動共同體。政府要優化政社互動機制，構建財富創造的激勵機制，吸納多元社會主體參與，促進高質量就業，加強數據治理，釋放數據價值，增強市場活力，激發社會創造力。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不斷加強財富創造的制度建設與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促使社會成員具備解決公共問題的資源、知識和技能，廣泛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社會治理智慧化意味著運用數據治理，激勵多元利益主體共創財富，解決政社互動與主體聯結機制松散、互動意向與行動轉換機制滯后、互動效率和秩序保障機制失靈等難題。于是，利用數據要素創造價值、完善主體聯結機制、拓展互動意向的公共空間、提升社會治理智慧化水平、促進共同創造財富就成為焦點。在數字經濟時代，通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在“有數據”“能流動”“自動流動”過程中創造財富，社會治理創新依賴于數據的獲取、分析和運用，特別是應對突發性風險（如重大傳染性公共衛生事件）要通過“數據+算法+算力”做好政府與市場的銜接，對接物理和網絡兩大空間，打通狀態感知、科學決策和精準執行等環節，突破隱性數據顯性化和隱性知識顯性化等瓶頸。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只有把數據、算法與治理模式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數據自動流動化解社會治理復雜系統的不確定性，優化各種資源配置效率，才能釋放出數據價值。一是運用數據治理，實現價值倍增。社會治理創新通過團隊合作把數據融入勞動、資本、技術和土地等要素，充分發揮數據的可復制、可共享、無限增長和無限供給等功能，提升個體價值與單一要素的生產效率和價值。二是提高數據能力，實現資源優化。社會治理全周期要深挖數據價值推動數據增值，圍繞數據要素的轉化，釋放數據生產力，實現勞動、資本、技術、土地等要素的倍增效應，優化各要素之間的資源配置效率，激勵多方合作團隊探討數據開放共享與數據隱私保護的平衡，通過數據驅動和政社互動以拓展公共空間。三是推進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投入替代。社會治理實踐通過移動支付、電子商務、“最多跑一次”、“一網通辦”平臺，減少商業基礎設施大規模投入、人力成本和資源消耗，調動“人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共同打造數據要素融入算法的示范性場景，為社會成員提供精準決策和精準服務，實現精準治理。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通過管好用好數據，不斷提升數據治理能力，促進智慧化在一二三產業之間的有效運行與推進，用更少投入創造更多的價值和財富。

社會治理法治化意味著依法解決信息傳遞機制斷裂、資源配置機制缺乏彈性、利益協調機制乏力，以及保證底線公平與財富安全等難題。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與各行業各領域的融合發展，信息種類更加多樣化，政府要動態關聯治理的多時態、多主題、多層次信息，利用高效信息傳播、動態更新信息內容，暢通信息共享渠道，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構建“數據—信息—知識—決策”的數據自動流動閉環系統和良性發展秩序，而實現信息資源共享與優化目標的關鍵是加強科技倫理治理。2022年3月出臺的《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強調，要健全多方參與、協同共治的科技倫理治理體制機制，堅持促進創新與防范風險相統一、制度規范與自我約束相結合，強化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實現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用好信息共享紅利，優化政社互動機制，促進教育、就業、衛生醫療等領域的公平，在雙向互動中運用法治為“自由公平秩序+保護弱者的人文關懷”保駕護航，促成政府和公眾共同發力、協同治理，實現脫貧攻堅—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演繹。運用法治思維方式拓展信息共享途徑，樹立依法行政、民主行政、正當程序和以人為本的理念，以法律規范和法律程序為支撐，維護生命科學、醫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倫理，尊重人的自主性、自為性和創造性，將治理創新置于法治化軌道，保證“人人”發展權的公平，保障社會財富的確定性與可控性。一是健全信息安全共享秩序，確保收入公平。政府通過信息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流程化，重視信息共享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建立開放共享與隱私保護、信息安全的綜合信息治理系統，理順收入獲取與信息資源的關系，既讓創造財富源泉涌流，又讓創新活力迸發，不斷提高“人人”收入獲取能力。二是建立信息社會發展秩序，實現生活公平。政府既要建立信息安全發展的物理環境、網絡環境、數據加密和傳輸機制，保障數據和財富安全，又要平衡利益分配與整合價值取向，形成信息暢通、健康有序、各得其所、和諧發展的生活空間。三是構建健康社會心態秩序，促進能力公平。只有通過完善智能化檢索系統，健全信息共享模式，拓展信息共享空間，完善法治倫理，規范信息共享行為，才能為“人人”在政社合作中提供學習、溝通的場景，在信息雙向流動中提高個人數據運用、信息共享等能力。為此，政府要做好信息資源共享平臺的安防工作，構建共融利益與常態治理的長效機制，保持適度嵌入和適度干預的互動秩序和社會秩序，處理好人與財富、人與分配的關系，增強人們對合法財富、合理分配的安全感。

社會治理社會化意味著通過完善激勵機制，促進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與公眾等共同積累財富，持續創新社會力量和政府合作參與生產和社會治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因此，政社互動模式要堅持對等原則，以主體獨立為前提、利益共容為目標、資源互補為條件，有效整合社會各項資源和生產要素，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共同參與生產和社會治理并提供公共服務，提升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只有不斷推進政社互動模式創新，才能更好地促進多元治理主體在互動對等中積累財富。一是打造社會治理安全網，有效防控行業、業務、生產經營領域的風險點。通過建立區域安全生產服務中心、統籌互動安全業務平臺和自治行業安全服務站點，構建多級聯動安全發展網的工作路徑，在開放包容的基礎上，完善精準化防控體系，統籌發展和安全，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共同積累財富。二是引導各方力量積極干事創業，共同參與社會生產并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通過挖掘多方主體內生力量、統籌各層網格力量、下沉社會力量，統籌共建共治共享主體，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創造力，不斷在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自我管理中提升創新本領、創業技能與服務效能。三是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探索“黨建+”服務模式促進治理社會化。通過暢通民意收集渠道、完善分類處置方式和規范項目運作流程，開啟數字賦能政社互動模式，為財富積累提供政策服務與便利舉措。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求政府通過機制保障建立制度信任，社會組織通過角色調適提高服務能力，構建多元主體共贏發展網絡，形成高效的政社合作模式，在政社互動中完善治理制度，在包容性發展中堅持對等原則，共同積累社會財富。

社會治理專業化意味著利用專業技術治理并提供服務，尊重社會成員的多元化和差異化需求，提高互助能力，健全激勵政策，完善公平正義的財富分配制度。政社互動機制要以公眾滿意度為導向，以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為靶向，在積極推進專業評估與認證的同時，促使“人人”能建言獻策幫助鑒別公共問題，拓展公共問題解決思路。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通過政社互動機制打破多部門合作的壁壘，提倡專業化與公共精神，強調共同關注公共問題，打造互助平臺，用政策和實踐推動資源配置優化，調整財富分配份額。一是搭建解決公共問題的平臺，促進創新創業創投創客聯動，引導更多資本投向新興產業和科技創新領域，激發全面創新的活力和動力，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和按生產要素分配財富。二是政府通過購買公共服務、規范專業行業運營行為以及引導公民參與議事、互訪和互評，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為財富的合理分配（如通過高效解決公共問題、激發社會創造力等）提供了空間。三是專業化精細化管理成為政府職責與社會意愿的共同指向，要求各級政府與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為此，要強化政社互動的頂層設計，健全政社互動的制度規范，優化各級組織的運行環節，通過專業培訓提升組織成員素質，加強社會力量自身能力建設。四是把準機制創新這個關鍵，完善互助平臺和保障機制。政府通過創新激勵機制，培育常態長效聯動機制，以拓展專業力量支持達到“有人會做”，增強自治資金支持落實“有錢能做”，以及優化評估激勵支持實現“有情長做”，在自愿互助協商中合理分配財富，促進社會治理領域政社互動機制良性運行，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

社會治理共同體是強調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和公共政策過程的合作共同體，開啟了由“生活世界的民主”走向全過程人民民主與社會善治的路徑，覆蓋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服務和政策。只有通過合作共治有機結合“條條”的專業和技術優勢以及“塊塊”的統籌和屬地優勢，才能更好地促進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健全條塊協作互嵌的治理模式?！叭巳恕痹陂_放的治理環境中取長補短、揚長避短，在黨建引領下促進“法治”“德治”“智治”“自治”的融合，擴大社會參與范疇，增強社會共識和社會效應，為合作治理提供了空間可能，并逐漸增強合作治理效應。在新發展階段，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使合作成為治理模式和社會生活形態，合作精神成為社會文化內核和價值前提，治理結構走向合作共治，供給要素走向多維全域，治理工具走向現代智能，為人們生產生活中的多元化利益訴求和價值觀念提供社會基礎、制度保障和技術支持。

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和社會現代化進程加快，要求社會治理共同體在開放、多元、自主、創新的社會形態中更好地應對社會行動者的多元化、多層化、離散化、多極化等問題。社會治理需要發揮黨組織的組織力和黨員隊伍的戰斗力，把黨建的資源、優勢與成果轉化為發展的資源、優勢和成果，化解合作治理的行動限度，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引領社會治理結構與治理實踐發生質的變遷，推動政府與市場、社會有序鏈接的多元復合，達成各種主體協商共治、互動共享的合作治理共識。這既要強化黨建的引領性，提高多元主體協商共治能力，深化合作主體參與層次，又要構建國家與社會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多重合作模式，完善社會組織協商合作結構，搭建互動共享平臺，激發社會自治活力，還要引入多元基層社會組織，提升社會組織與公共空間的融合度，更要拓展公眾參與的人群結構和互動模式，提升協商參與的多元路徑與品質，讓社會自治相關方擁有更大主導權，逐漸形成清晰的角色意識和責任意識，在合作中培育社會適應性，在奮斗中強化自我調適性，為其自由交互提供情感支持、經濟交往和發展環境。

新時代推進社會治理協商，要求不斷健全條塊在基層協作、“共生”互嵌的社會治理模式，向社會成員放權賦能。比如，充分發揮社會事務懇談會、協調會、聽證會、成效評議會、“大家說事”、共識論壇等有效議事機制和協商平臺的作用。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健全完善協商制度、培育協商型社會共同體、建構多重社會治理公共協商平臺，以及推進黨建引領條塊協作互嵌、規范不同層級的治理體制。這需要依托政務服務網、公共信息平臺，搭建數字服務平臺，利用“互聯網+”高效物聯網聯動云端城市、社區平臺和居民終端，打造社會治理、公共服務和居家智能生活的數據化、可視化和智能化應用，提高民主協商的便捷性與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數。一是運用網絡信息技術，組建涵蓋服務需求、職業性質、社會階層結構、興趣愛好等在內的社會成員信息數據庫，以其基礎信息和條線信息數據為基礎，運用“網絡爬蟲”技術融合住房、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文化、城管及流動人口等多線系統數據，搭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數據共享服務平臺。二是通過信息共建和資源共享，培植社會治理信息平臺，積極引導社會成員參與現階段設定的共同富裕指標和各項公共服務，基于“條塊結合、以塊為主”共同發展信息產業，推動社會治理精準化、精細化以及公共服務流程優化。三是注重公民參與質量，提高服務能力，開發推廣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綜合APP，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及公民個體等多元主體可以通過“搶單”“購買”的方式提供服務，共同參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互聯網+治理”“互聯網+服務”的新模式中實質性推進共同富裕。

新發展階段我國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完善條塊合作共治的運作過程、理順條塊權責關系以提高合作治理效能。而優化條塊合作共治流程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健全競爭機制、考核機制與激勵機制，調動“人人”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其根據所擁有的資源、智識、專業技能等擴大公共服務的范圍，提升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暢通民意和表達渠道，促進公共需求與公共政策更好地銜接，使基于自愿與認同形成的共同體有更多“發言權”。二是優化信息共享平臺，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創造多元主體參與過程中多重互動的可能和空間，強化各參與主體（如政府、市場、社會等）的互動聯結，發揮多元參與者的合力。三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社會成員提供大致均等的參與機會，提高其參與能力，防止社會資源的濫用與公共價值的流失。四是明確參與共同生產的途徑、方式、渠道、相關制度和參與者之間的責任分配問題，促進各級政府組織、企業部門、公民和第三部門共同參與開啟合作生產、供給的渠道和制度設計并不斷提高合作效能，為實現“人人”的同責與共富提供持續動力。

社會治理共同體是促進經濟領域生產、分配、交往、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輻射到家庭、社區、農村、城市和網絡等不同場域，包涵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公共安全、社會信用、防災減災救災等體系。治理創新要用好“勞主資輔”“國家法策”“物價變動”“資本市場”“捐贈窮弱”五種分配方式，使不同區域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同享有改革發展釋放的紅利，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享共富。各地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體制機制設計與制度安排，制定實現共同富裕的相關指標；健全包括發展、治理與分配等在內的全民共享制度體系，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加大國家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實現各分配制度之間的動態均衡與合理權衡。

我國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兼顧公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共同富裕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起點不同但要同時走向不同程度的富裕，是各階層、地區、城鄉、行業等財富收入加速縮小差距，實現教育、住房、醫療、養老、安全等民生服務公益化、均等化和趨向免費化。歷史證明，“共同富裕是脫離不了按勞分配這一主體的”，正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出的，生產決定分配。初次分配主體方式在理論上遵循生產資料公有制—共同勞動—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的邏輯。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面臨著如何通過市場資源配置優勢，激勵引導“人人”高效地創造與獲取財富，更好地促進市場有效、政府有為和社會有愛的有機統一等難題。為此，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不斷推進政治、法治、德治、智治與自治的融合中，鼓勵勤勞智慧創造財富，保護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尊重企業家保護合法致富，尊重創造保護創新，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引導各類資本規范健康發展，為市場營造良好和諧的營商環境。社會治理創新要通過分工協作、共同勞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和各要素參與分配，走好社會主義共同勞動和共同享有的共同富裕之路，推動政策鏈、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生態鏈與人才鏈的有機融合，更好地擴大“人人”的受益覆蓋面。

我國再分配注重公平，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拓展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鏈，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堅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取締非法收入，從而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當前，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實現與政府治理現代化相銜接，協調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完善再分配制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證調節的精準性和有效性；發揮再分配制度的服務調節作用，強調人民性、公平性、普惠性、共享性，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全面準確貫徹新發展理念，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強化行業發展的協調性、提高社會發展的包容性，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強共同富裕輿論引導，創新財富和資源概念特別是要納入非物質財富的調節，比如教育、培訓、就業、信息、技術、項目、政策、機會等供給，在動態平衡中促進人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三次分配就是財富共享，是由社會機制主導的資源分配，倡導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作為落實共享制度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優化協同高效原則，通過健全稅收激勵機制、探索多種形式的榮譽激勵，健全主體性約束機制、交互性約束機制、規范性約束機制以及強化動員機制（如價值引導、培育公益慈善組織等），完善以“人人”為參與主體的三次分配這一基本激勵體系和保障制度。在這一制度場域中，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通過不斷優化慈善機構的職能配置、加強慈善組織機構的配合聯動和有序協同、提高慈善捐贈管理體系的運行效率以及評價三次分配的價值尺度，形成明晰的權力邊界和穩定規則以及公開透明的機制，提高“人人”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能力、機會和水平。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的統計，2019年中國企業捐贈在慈善捐贈總額中達到61.7%，個人捐贈只有26.4%;2020年全國社會公益資源總量為4 100億元，較2019年增長18.85%，其中社會捐贈總量為1 520億元，志愿者服務貢獻價值折現為1 620億元，分別較2019年增長10.14%和79.28%。由此可見，“人人”參與三次分配的空間還很大。而推進慈善捐贈共同體建設，保障三次分配制度順利執行，既要完善法律制度，又要適時開征資本利得稅、遺產稅等，部分稅收收入可注入公益基金會、慈善機構等組織，還要形成多層次的慈善事業發展模式（如政府主導、社會主導以及政府—社會結合），更要加大個人所得稅中對捐贈的扣除額度，調動“人人”參與三次分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統籌資源，以及堅持節約集約、高效利用、優化配置原則，增強社會資源集聚和共享綜合效應，為促進共同富裕奠定經濟基礎。

新時代我國社會生產過程覆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生產是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過程，消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目的和歸宿，分配和交換是橋梁和紐帶），要以善治為基礎。而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是我國堅持系統性原則和整體性治理以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政策安排，只有找準問題、把握需求、優化服務、實現互動、加強合作，不斷培育社會信任，增強治理韌性，才能更好地實現高質量發展生產力與不斷優化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的有機統一，實現責任共擔和權利共享。在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只有堅持人民立場，充分挖掘社會治理組織網絡和行動場所功能，才能更好地形成共擔社會責任的良好治理網絡，在共建共治共享中不斷完善共同富裕指標體系，推進社會治理責任共同體與利益共同體的高度契合。

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強調“發展”，意味著要進一步挖掘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即共同富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化了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新發展理念，強調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共享發展理念的頂層設計與“先富—后富—共富”道路的頂層設計相輔相成，目的是要“以共享推動發展轉型”“用共同體推動社會生產的發展導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數據列入新型生產要素，拓展了社會生產各環節的發展空間。隨著社會生產活動轉化成機器可以識別的數據，大數據成為社會生產過程中最關鍵、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基礎要素。在互聯網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數字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是數據經濟。當前，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解決推動數字技術創新、轉變發展模式、高質量配置生產資料等難題，就必須樹立共享發展理念，以共享推動社會發展、以共享促進社會發展、以共享帶動社會發展，構建由依托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資源轉變為依靠大數據、算法與算力為核心驅動力的發展模式。正如馬克思所闡述的“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一切科學的發展，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數字技術創新賦能社會生產具備歷史必然性。社會生產方式、品質和結構決定供給方式、品質和結構，即社會生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起點。數字技術體系覆蓋社會生產各環節，通過對現實世界進行數字化抽象同構，支配生產和再生產活動，提升社會成員交換和消費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樣一來，“生產過程成了科學的應用，而科學反過來成了生產過程的因素即所謂職能”。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用好數據治理平臺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依托社會生產主體的供應鏈制造、研發、銷售各環節的有機融合，實現社會生產各環節的集成式發展，在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與現階段共同富裕相匹配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指標體系。

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強調“需求”，意味著要更好地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堅持人民立場，增強“人人”責任意識、提高“人人”責任能力、推進“人人”共享改革成果，強調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國之大者”。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我國在疫情防控中堅持黨的領導，推進“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做好“六穩”工作，守住“六?！钡拙€，穩住經濟基本盤，強化就業優先政策，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擴大內需，拉動市場，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就業是民生之本，是聯結“三業”（產業、企業、創業）與消費的樞紐。眾所周知，需求側改革的關鍵是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有效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為消費能為生產提供動力和生產動機以及有勞動能力的生產者。堅持居民消費的需求導向在某種程度上能引導市場主體，實現供給與需求的有效匹配。社會生產和居民消費相輔相成，居民消費是社會生產的目標和方向，為社會生產提供動力。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消費雙向發力，充分利用二者的內在統一性，從供需匹配入手，正確處理生活消費與生產消費的關系，集聚和提升生活消費與生產消費的能量。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抑制了生活服務業發展，但也催生出新型消費方式，拓展了線上線下融合的消費渠道，既有利于激活人人參與的愿望與責任，又有助于滿足人們的個性化、多元化需求，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

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突出“人人”，意味著要促進社會交換的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社會交換理論認為，行動者為了獲得基本的需求而與其他行動者發生交換性的互動關系。滿足交換行動者需求的一切物質與行為都是社會交換的內容。社會交換作為包含在生產之內的生產要素，其實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公眾是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只有保持與其他社會主體交換性的互動關系，才能獲取自身發展所需的各種合法性社會資源。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解決高質量配置資源與完善激勵機制、優化服務指標體系以及提高服務能力等難題，必須強調公眾有效有序參與社會生產實踐活動，堅持社會交換不同階段的服務導向，促進社會信任與社會契約的融合發展。社會吸引能形成“人人”參與治理的動力，而基于相互吸引組成的共同體成員通過競爭性努力會凸顯其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受到其他成員認同后，他就會獲得較高的地位，隨后共同體成員的地位出現分化，進而增強了其他不具有這種地位的共同體成員之間的整合。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強調社會吸引—競爭—分化—整合的全過程都要堅持服務導向，壯大多元服務主體，完善大數據、信息高科技服務技術和大數據治理、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各種服務平臺。一方面，通過優質公共服務吸引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社會建設，促進其提高參與能力，并提供以相互吸引、平等為基礎的可持續對等交換環境；另一方面，完善人們通過社會交換獲得的內在性報酬（如滿意感、社會認同、相互尊重等）與外在性報酬（如商品、邀請、幫助等）服務內容，不斷豐富社會交換的服務形式（如線上+線下，網絡內外等），更好地落實“人人”履行社會治理的共同責任，完善推進共同富裕的服務性指標。

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強調“正義”，意味著要用良法善治保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實踐，實現財富分配的正義導向，凝聚社會公眾的價值共識，統籌協調財富分配與經濟社會發展，為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和推進共同富裕提供方向指引。良法善治是財富分配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面臨著如何解決社會保障制度整合和制度之間的銜接、把“紙上的法律”變為“行動中的法律”以及財富分配正義等難題?？死苏J為，研究財富分配需要分析財富創造的功能，每個生產要素根據生產過程中的貢獻取得相應報酬，這是財富分配的自然規律。馬克思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瘪R克思主義認為，獲得財富分配權的合理依據是對于資源的共同所有權以及各要素提供者的勞動貢獻。勞動者、投資者、管理者、科研人員均可以獲得收入，是因為勞動者付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勞動、管理者的企業管理勞動以及科研人員的研究開發勞動。數據、勞動力與資本等其他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產生財富增值。在分配過程中，普通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持有者作為財富的創造者，參與分配財富。資本、技術、數據、管理等要素持有者按照其貢獻得到合理的回報，這需要用“行動中的法律”來保障社會治理實踐中財富分配的正義。換言之，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必須遵循良法善治的法治邏輯。良法之治是財富分配正義的法治依托，通過不斷豐富良法所蘊含的各種核心價值要素，基于成本—收益邏輯，堅持資源利用和協商互動設計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在技術發展與制度治理的互動中實現財富分配的正義和社會治理秩序。而追求善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法治動能，財富分配的正義導向強調要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協商共治優勢，推動形成開放合作的社會治理格局。只有通過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包括養老、醫療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社會保障精細化管理、法治化和數字化進程，堅持制度的統一性和規范性，促進我國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才能落實財富分配的正義導向，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筑基壘墻。

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強調“協同”，意味著我國要利用大數據發展的優勢，不斷提高科技支撐能力，堅持多元治理主體的協同平衡，發揮人人參與的合力與人人共享的魅力，推動社會治理主體的同責共富融合發展。社會治理創新要針對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解決構建數據治理體系、完善數據共享開放體制機制、提升大數據治理能力等難題。只有對標對表治理安全標準，建立安全可控的大數據治理體系，完善科技支撐的協同創新機制，提升政府大數據應用能力，才能將技術進步帶來的動能轉化為經濟發展與治理創新效能。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突破數據治理與創新能力不足的瓶頸，推進秩序與活力的動態平衡，圍繞創新鏈、產業鏈與資金鏈，構建良好的社會治理協同創新系統。一是優化社會治理結構與發展環境。針對治理共同體存在的問題、需求與價值，推進技術、服務、投入、協同和制度方面的創新，提升數據質量和數據治理能力，促進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著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二是創新治理競爭—共生—協同進化機制。通過約束、激勵、協調、整合來完善網絡治理機制，助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三是構建社會治理評價指標體系。從治理結構、創新環境、創新產出、可持續性等對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進行綜合評價，完善協同創新數據治理體系，激勵多元主體共同開發數據價值，提高協同創新數字經濟績效，合力改善人民生活品質。

在新發展階段，隨著我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日漸深入各方面各領域，而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能更好地滿足政府有為、市場有效與社會有愛的角色定位，為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新時代全面準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戰略選擇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而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尤其是推進價值建構、價值共創與價值實現的責任共同體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命運共同體的協調平衡，為推動社會治理共同體成員履行共同責任和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基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是暢通生產、分配、消費、流通的社會再生產循環過程，推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內外互動和內外循環相互促進。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既要利用市場做大“蛋糕”，又要通過政府切好“蛋糕”，還要讓社會分享“蛋糕”，不斷優化社會治理結構，逐漸提升應變能力，持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更高質量的發展。當前，社會資源分配體制中“自由活動空間”“自由流動資源”發展迅速，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組織性要素已經產生并獲得合法性與拓展性，有助于找到包括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識別公眾偏好等問題的“金鑰匙”，為完善共同富裕指標體系提供了豐厚的物質財富和堅實的精神基礎。

社會治理共同體組織擁有相應社會資源和公共財產的權利，即共同體成員能支配共有資源和財產，其個體的“自由行動”受到整個社會結構的外在強制性力量的影響，并依賴于動態平衡的社會資源、利益或機會結構來調動整個社會活力。因此，社會治理創新要處理好人與資源、人與環境的關系，構建良好的生態秩序；處理好人與財富、人與分配的關系，促進社會良性有序運行；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形成和諧的心態秩序。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堅持黨的領導，強化政社互動、公眾參與、科技支撐、民主協商、法治保障，強調社會生產的發展導向、居民消費的需求導向、社會交換的服務導向、財富分配的正義導向和社會治理的協同導向，形成人人履責、人人共享的濃厚氛圍，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實現人的共生共在。